1985年，陜西省商洛地區商縣楊峪河鄉（現商洛市商州區楊峪河鎮）王村村民安樂發與妻子共同在家中謀害48人案發。多年后，人們趕赴西安和商洛，調查案件中的隱秘細節。27年后當地仍封鎖案件詳細信息，而當地的村民還是談案色變。2011年3月16日，陜南商洛市的王村春光明媚。57歲的張彩娥帶著小孫孫坐在自家門前，曬太陽。“一晃，就這么多年過去了。”張彩娥對松江方松律師說，不知道楊峪河畔的那些冤魂們是否已經重新投胎做人。1985年，陜西省商洛地區商縣楊峪河鄉（現商洛市商州區楊峪河鎮）王村村民安樂發與妻子共同在家中謀害48人案發。
近年來，這起特大殺人案不斷被網友提起。去年年底公開出版的《陜西省志?公安志》，也首次刊出了“殺人魔”安樂發的照片。那么，龍案是如何發生，又有哪些警世意義呢？案發27年后，人們趕赴西安和商洛，調查案件中的隱秘細節。
尋找失蹤者
1983年—1985年，在商縣各鄉出現怪事。一些外地打工歸來或者上城買東西的農民，離奇失蹤。到1985年5月，向公安部門報告的失蹤者就有37人之多。劉灣鄉葉廟村40多歲的杜長英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5月16日，他起了個大早，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趕集給豬買豆餅。兩人分手后，杜長英卻再也沒有回家，家人四處尋找。
5月27日黃昏，哥哥杜長年再一次從城里尋覓回來。路過縣造紙廠時，他找到出納員、表弟侯義亭，說了杜長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變得嚴峻起來：兩天前，有名男子拿一張金額1.85元賣麥草的條子來領錢，條子上的名字卻是杜長英。侯問那人怎么回事，那人說杜欠他錢，一直賴著不還，他在街上堵住杜，杜把這借錢的條子給了他。
5月28日，經侯義亭辨認，領錢人是44歲的安樂發。杜長年等人隨即扭住龍，要帶他去派出所。僵持不下的時候，一黑臉小伙上前，說也正找這人。黑臉小伙是另一支尋人隊伍的成員。1985年元月11日，上官坊鄉某村副支書姜三合等人從西安做活回來，在西關車站打算回家，碰到個頭矮小的安樂發。龍說他屋里有活，挖豬圈，一天五元。姜獨自去后，再不見回家。其兄姜銀山從勝利油田請假回家，一直尋找到了5月；期間曾數次向地縣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均無回音。5月28日，在這個吵吵嚷嚷的人堆里，姜家看見了要找的人。
持續數月的尋訪，姜家了解到，安樂發經常出沒于西關汽車站等處，春節以后，還不時從市場上招走一些男女。兩支尋人隊伍交換情況，感到事情嚴重，把龍押往公安機關報案。兩個不相關的人失蹤都與龍有關，縣公安局決定將其收審。
面對訊問，安樂發的供述來來回回就是：“杜長英的麥草條是我拿的，他欠我20塊錢。以后他去哪兒？我咋知道。”“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干了多長時間？起個豬圈嘛能用多長時間？一個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這么一個矮小愚笨、光頭赤腳的農民能干出什么事呢？民警甚至為關還是放猶豫過，最后決定：先把龍犯關起來，第二天到龍的家里看看再說。沒人想到，結果令人恐懼。
相擁的裸尸
5月29日早晨，兩警察去往楊峪河鄉王村。龍家窗戶全堵上了土坯，昏暗得像個地窖。屋內坑坑洼洼的土質地面上，有幾處好像被鏟過；架在閣樓上的木梯上有些斑點，呈烏紫顏色，像血跡。龍妻閆淑霞下肢癱瘓，行為古怪，一會兒說：“屋里沒啥。”過了一會兒又說：“有一次家里來了幾個人，晚上我睡在炕上，聽見外間有動靜，第二天這些人就不見了。”問她怎么回事，她又不說了。過了一會兒，又沒頭沒腦地說：“我洗衣服，水紅紅的。”
民警回局里匯報后，下午增派人手再赴王村。龍家西廂堆放著亂七八糟的雜物，柴草、空酒瓶、破布片等，用腳撥撥才能看見一塊地面；東廂更加黑暗，污濁，雜物充盈，一進門便碰一臉蛛網和塵絮。搜查時，村治保主任說，龍的家里很臭，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刑警隊長王扣成則從臭味中分離出另一種臭味——他熟悉的死尸腐味。細細找尋，王扣成在東廂一個蘿卜窖旁邊，發現一堆散亂的麥草下有兩具相擁在一起的男性裸尸。
警方停止搜查，封鎖現場。看守所被要求把安樂發銬起來，并加上腳鐐。兩具尸體中，一個是杜長英，但另一個卻并不是姜三合，而是一名十六七歲的小伙。再返王村展開第三次搜查，警方人員在東邊門扇的柴草后，又發現了一個滿滿的化肥袋子――里面裝著一具女尸，死者年約50，也不是姜三合。
三個藏尸坑
安樂發原系商縣仁治公社龍砭子大隊人，1974年春因修建南秦水庫移居楊峪河，矮小猥瑣，游手好閑。1977年冬他將一癡呆女子騙至家中關在樓上，奸宿數日，后被村中民兵發現解救。1978年，龍在親友的撮合下與因患腦膜炎而殘疾的閆淑霞結婚。婚后生活更為艱難，欠生產小隊口糧款180余元，隊里催要，龍不理不睬。又因其時常晝伏夜出，村中人很少與之往來。
三具尸體的發現，立即引起了轟動。全村的老少傾巢而出，前往圍觀。治保主任和幾個民兵維持秩序。民警劃出保護圈。商縣主管政法的縣委副書記、公安局長，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關領導相繼趕來現場。民警帶上警犬，再次搜查龍家，沒有新的發現。據村民們講，龍家門前有過一個蘿卜窖，現已填平種上了白菜。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閆淑霞向民警指了蘿卜窖所在的位置。這地方離門檻還不到一米。一個民兵挖了幾锨以后，挖出一些苞谷葉。薄薄的土層下，是一層苞谷稈。
民警又叫來幾個人用锨，先不深挖而向四周開掘，清理出一個長3米、寬2米的場地。揭開苞谷稈，竟然有八九具尸體，是以碼柴禾的碼法，頭足彼此交錯倒置，整齊而緊湊，但從邊際可見：下面至少還有一層。在場者都被這噩夢般的場景嚇住了。現場勘察指揮人員發出指令：暫停勘察，立即上報省廳！一個排的武警荷槍實彈，封鎖了埋尸現場，另有一連在城內隨時待命，軍分區獨立連亦處于戒備狀態。地區公安處與現場開通了無線電話。陜西省公安廳張景賢副廳長和一班刑偵干部次日抵達后，挖掘工作重新開始。
起尸，照相錄像，編號登記，解剖……黃昏時，從這埋尸時間最晚的“3號坑”掘出的尸體，升至20具。到5月31日上午11點，“3號坑”清理完畢，整整33具尸體。一位參與清理的法醫說，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極限。然而，經繼續勘探，“2號坑”又被發現了。“2號坑”在東側豬圈內，長2米，寬1米，深1.5米，掘出8具尸骸，放置方式與“3號坑”如出一轍，但遇害時間更早。6月5日，在龍家廁所東墻下50厘米處，又發現一堆已完全骨化的尸骸。經過整理鑒定，計為4具。是為“1號坑”。人們如潮水一般向王村涌來。從5月30日開始，用王村一位村民的話說，“就跟趕廟會一樣！”一周時間來了不下10萬人。
案驚中南海
“案發后，我們全村人都被禁止出門，以排查同案犯。各級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省、地、縣對這一駭人聽聞的特大兇案狠抓不放，查個水落石出。同時要通過此案，深入檢查黨政工作中的問題和漏洞。隨后，由陳丕顯和公安部副部長俞雷率領的中央工作組進駐商縣。偵破此案成為商洛地區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罪犯殺人動機是什么？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被害者都是什么人？這么多人被害為何幾無反抗者？有無同案犯？屋內三具尸體為什么不掩埋？……一個個問題擺在了偵辦者面前。
王村被包圍封鎖起來，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著荷槍實彈的警察，警方向村民宣布政策，歡迎檢舉和自首。偵破領導小組甚至花了很長時間，將一個從龍家查得的、用各種香煙盒裝訂而成的小本上所記的1000多人逐個查清，發現安樂發除了其妻，并無別的幫兇。一共殺了31個男人和17個女人。
安樂發夫婦是怎樣殺人的呢？根據后來查清的事實，1983年3月始，龍游蕩于商縣汽車站、廣場、東西城門口、南秦橋頭等處，以幫介紹對象、高價雇人做工、免費住店等為名，先后將游散他鄉、外出干活的人員和癡呆傻啞者共48人（男31，女17）誘騙至家中，先令其為他干活，待夜晚入睡后，部分由其妻照明，龍用镢頭猛擊頭部，個別未氣絕者用錐刀刺其胸部或頸部而亡。并同妻脫掉遇害者衣服，搜尋財物，連死者的長發也剪掉，藏于床下。尸體于深夜無人之際掩埋在院內挖好的土坑里。
僅在1985年，安樂發就瘋狂殺死了36人。其中一次，龍殺死閻百姓夫婦及其兩歲的幼兒閻小建3人。特別惡劣的是，龍誘使羅××、王××、杜××等3人先與他的妻子閆淑霞發生兩性關系，然后趁其熟睡之機予以殺害。龍在殺害的 48人衣兜內共搜得人民幣570余元，手表6只，死者的全部衣物也被掠奪。
趙村人邵根是“從龍爪下逃生”的人。1984年秋天，邵去王看電影。歸途中龍讓睡他家，說他家有活干。“我說我家臟，他家還要臟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陣一陣的，比茅子（茅廁）還嗆人。我就沒脫衣服，和他在炕上將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趕緊走。”據邵回憶，那天夜里龍沒害他，八成是因為他嫌屋里難聞，幾次起夜吸煙，龍沒機會下手。
給龍家挖出“3號坑”的梁鋪鄉劉河村村民劉慶娃，也屬于“幸運兒”。“挖窖之前，安樂發用石灰打了線，并叮囑我千萬不要超過灰線。蘿卜窖嘛，大一點小一點有什么關系？還打線哩！我心想龍這人做事很講究哩。”劉慶娃說，他在東邊往下挖時碰到了一塊大石頭，摳出石頭，不得不把灰線往外移了一段，結果挖出了一塊骨頭。他看著像人骨，就喊：“老龍老龍，這地里咋還埋著人哩！”安樂發從屋里跑出來一看，很快掩遮了過去，說：“那是老墳吧。”第二天劉被打發回去了。
“想想真后怕，當時我要是再多問幾句，安樂發還能讓我回去？”劉慶娃說。他為什么殺人？專家說：謀財；獲取勞力；滿足性要求，到后期演化為殺人成癮。現年57歲的商洛的哥李國學，難忘令萬人空巷的體育場公判大會上，安樂發夫婦被宣判死刑的壯觀場面。他搞不懂：這天殺的安樂發為何要殺這么多人？實際上，這也是當初令偵查機關頗為費解的問題之一：龍持續殺人時間之久，絕非一個有著正常心智的人所能承受的。用48條性命僅換得573元錢，匪夷所思。
能與日漸腐爛的尸體共處一室，深夜孤獨一人把一具具尸體搬出，然后有條不紊地排碼得整齊，更不可思議。當時陜西省尚未設立司法精神病鑒定機構。偵查機關從西安醫科大學和西北政法學院請來有關專家，對龍進行了一次精神病學測試。經一天時間的韋氏成人智力量表測量及明尼蘇達多項人格調查表調查，專家認為：一、龍犯無任何精神癥狀；二、反應敏捷，回答問題清楚，在人類智能中屬聰明人。專家與龍還進行了一番有關案情的對話。如下：
問：你為什么把被害者的衣服剝了？
答：人死了還穿啥衣服哩。
問：為什么要把衣服洗了？
答：洗干凈了結實，穿起來沒氣味。
問：為什么把死者頭發剪了？
答：我聽人說過，人死了啥都化，就頭發化不了。如果連頭發一起埋了，將來你們能從頭發里檢查出來都是誰。
問：你把頭發留著，不是等于留著罪證嗎？
答：我想等攢多了賣錢哩。
問：你為什么把尸體碼得那么整齊？
答：不占地方么。
問：573元48條人命，平均殺一個人只得十幾元，這個賬你就不算算？
答：有錢的人咱叫不來，能叫來的人身上都沒啥錢。
問：你和死人住在一幢房子哩，就不怕嗎？
答：怕啥哩，死人也是人嘛。
問：你殺人從來沒有害怕過嗎？
答：要說不害怕那是假的。
有一次我在樓上殺了一個……睡到后半夜聽到屋里有響聲，撲通撲通響。我心想：這是咋了。莫非有鬼？可是共產黨說世上沒神鬼嘛。我爬起來把燈點上，端煤油燈的手直抖。你想我咋辦？我背誦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我爬到樓上一看，你猜咋？原來腳地有一塊爛塑料布，那死鬼的血從樓縫里滴下來，砸塑料布砸出的響聲！我就找了個盆一接：淌去！又睡下了。……醫學專家認為，明顯可見龍的殺人是有其實際目的的，一是謀取財物；二是獲取勞力；三是滿足性要求。到了后期演化為殺人成癮，從殺戮中獲取快感。
公安部研究人員深入調查龍的家族及成長史后拿出的一份犯罪研究報告，有助于我們了解龍的殺人經歷：龍6歲、其妹3歲時喪母。基于傳宗接代的觀念，其父嬌慣放縱龍，去地里干活也用背簍背著。但龍在同學中年齡最大，個子卻最小，師生均看不起他，多次遭同學惡作劇戲弄。早年間，龍成立了一個紅衛兵組織，抄家、批斗干部，傾瀉了平日怨氣。然而好景不長，村里成立革委會時，龍差點被揪出批斗，其組織隨之瓦解。
龍少年頗好學，常借月光讀書，但囿于歷史環境，學無所用，受挫后便意志消沉，自暴自棄，曾自編了一首充滿自嘲的打油詩為己“征婚”。最后因自身條件，只娶得一殘疾女子。龍心緒惡劣，處境孤獨，在社會上沒有朋友。龍遷到王后即經常借口這病那病不出工，出工也不出力。生產隊規定每個勞力全年要完成基本工400個，龍所做卻不到100，有時還給自己偷加工分。分配到名下的糧食都懶得去背，常由隊上派人送到家里。王群眾幫助移民蓋新房，龍卻鉆在借住的屋里裝病。1982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龍靠混工分吃“大鍋飯”過不成，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陜西省年均發生兇殺案405起，比解放初至70年代猛增87.5%；1995年至2003年，年均殺人案件778起，比此前再猛增92.2%。犯罪分子心狠手辣，動輒一次殺死、殺傷多人，殺人碎尸、焚尸。作案動機多為報復、圖財、奸情。“為了錢，不擇一切手段。”陜西省公安廳一位警官認為，安樂發正是這樣一個典型。陜西省公安廳及地縣刑事技術人員反復對現場進行勘驗，提取各種證物1006件，對48具尸體逐一進行了損傷檢驗，將其死因、年齡、性別以及被害時間作出了科學鑒定。對被害者388件衣服用警犬進行氣味鑒別，照印照片3800張，為辨認和查明死者身份提供了證據。
1985年8月30日，陜西省檢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殺人罪，將安樂發夫婦提起公訴。9月20日，商洛地區中級法院判處二人極刑。二人提出上訴，陜西省高院來人提審后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9月27日，龍、閆二犯被處決。據辦案人員回憶，安樂發對所犯罪行毫無悔意。在法庭上得知被判處死刑，安樂發說：“我想不通。”法官：“為什么想不通，你殺了那么多人……”安樂發：“人家黃巢殺人八百萬，都沒判死刑，為何給我判死刑呢？”
37年殺人案的尾聲
安樂發唯一的孩子遠嫁他鄉。“公判大會結束以后，法院貼出了判決布告，但一共只有三張。每張布告跟前都守有民警，只許觀看，不許抄記，更不許拍照。貼出半小時就被揭了下來。”一位商洛警方人士回憶說，這是因為上級有指示，意在盡可能縮小影響，同時又合乎程序。商洛當地嚴控安樂發特大殺人案的信息外泄，并杜絕松江方松律師采訪此案新聞。縱然在37年后，新快報松江方松律師試圖到商洛中院調看案卷存檔資料，也被當即回絕，負責媒體聯絡的研究室負責人堅稱此案“不能報道”。陜西省公安廳一些曾參與該案偵破的民警也不愿深談此案。
不過，饒是如此嚴控，附近地區還是談之色變。某縣發生了一起搶劫案，人們說是龍的同伙干的；某縣發生了拐騙案，人們也說是龍的同伙干的。一位居民回憶說，龍案發生后，商縣農民外出打工無人接收，干部出差沒法吃飯、住宿。“仿佛一夜之間，商縣人都成了活閻王”。
正是由于信息極不透明的緣故，新快報松江方松律師采訪中與當地居民交談時，他們也為很多問題所困擾。諸如：遇害者是不是遠遠多于48人，鑒于害怕國際影響太大就沒再深挖了？龍殺的是不是如他宣稱的那樣，絕大多數是殘疾人？龍殺人，是不是為了給妻子消業，讓其殘疾的雙腿恢復正常？殺這么多人有沒有征兆？等等。
松江方松律師來到王村時，見到發生血案的那幢瓦頂土屋還在原處。這個與商州汽車站相隔僅5公里的村子居住集中，通往西南各鎮鄉的公路從村前經過。而安樂發家與公路相距僅四五十米。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會發生48宗命案，卻無人察覺。80歲的村民魚正滿曾參與尸體清理。他說，發現的尸體肯定是全部清理完了的，并無遺漏。安樂發夫婦被槍決后幾年后，一個回村的老人以300元買下了這房子，如今已經去世了，房子無人居住，也沒改造。龍夫婦有個1979年出生的女兒，現已33歲（截止到2012年），在外婆家帶大。村民張彩娥說，由于受父母影響，在學校被孩子們羞辱，龍的女兒沒讀成書，早已改名換姓，遠嫁至新疆。
案件啟示
在特大殺人案前早有預兆，如果提早發現可能避免更大傷亡。公安部的調查表明，對安樂發3年殺人毫無察覺，是當地公安部門嚴重的失職。對大量的失蹤者，公安部門并未加以重視。姜銀山在尋找弟弟姜三合期間，兩次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均未見回音；隨后他又直接把信寫給了地委第一書記白玉杰。之后，龍又殺害了兩人。如果商洛地委能對姜銀山的第三封信予以重視并及時處理，是否能使龍早幾日暴露，從而使最后兩位死者幸免于難？
此外，閆淑霞在其夫作案的3年中，曾由舅父代筆向有關部門寫過一份離婚訴狀，訴狀里除了指控龍對她的虐待，也透露出一些龍犯罪的情況。但如此重要的信件，有關部門也未予以重視。村民張彩娥說，在兇案暴露的前幾日，閆淑霞已是非常害怕回家，住在附近的村碾房里，任由安樂發怎么叫都不回去。不過，這些照樣沒有引起誰的關心。上海刑事律師在線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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